2025年9月27日，“智能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在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以“智能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为主题，聚焦智能传播时代理论前沿与社会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学者，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工人日报、湖北日报、人民网湖北频道等业界专家，围绕智能传播与社会治理的前沿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论坛由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付晓静教授、姜小凌教授共同主持，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陈积银及师生代表参加论坛。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专委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教授以《可见与可及：民意如何被收集、分析和呈现？》为题进行分享。他谈到，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意见充分表达与协商共治，而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广泛收集原生态民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他提出网络民意收集存在“定向收集”与“全网收集”两种方式，前者通过指定平台进行政策意见征集，后者借助大数据技术捕捉原生态民意。何志武认为，民意分析需从公共性、倾向性、科学性三个维度综合研判，根据政策类型差异调整民意吸纳权重。他表示，技术已实现民意的广泛“可见”，而真正的“可及”需要建立有效的决策回应机制，推动技术赋能与治理智慧的深度融合。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专委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教授发言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曹林教授以“活人感”为切入点，探讨了智能传播时代公共治理中人性化沟通的缺失与重建。他剖析了当前技术应用中的“技术封建主义”现象——电子客票仍需人工核验、智能客服让人找不到真人回应等，技术本应提升效率，却反而增加了程序负担。曹林以深圳卫健委“电话给我”的及时回应、武汉江滩迁移电线杆听劝等正面案例，阐释了“活人感”在公共沟通中的价值。他提出，真正的智能治理应当强化而非削弱人格化连接，避免让通报取代发言、让程序取代理解。在数据与智能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守住“说人话、办人事”的活人感，才是技术赋能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曹林教授发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孙永强教授分享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学习效果的最新研究。研究突破传统“技术决定论”框架，提出人在面对AI时应采取三种适应策略：能力退化、能力提升和能力再造。根据研究显示，技术依赖会同时强化这三种策略，但个人的学习导向至关重要——规避导向者更易出现能力退化，而趋近导向者则能实现能力提升与再造。值得注意的是，能力再造作为核心策略，能有效降低AI带来的能力退化风险，并对创新性学习任务产生积极影响。孙永强建议，在教育实践中应鼓励学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使用AI，同时根据不同的学习目标制定差异化的技术使用与考核标准，以实现人与AI的协同发展。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孙永强教授发言

湖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廖声武教授揭示了AI技术应用中存在的“幻觉”现象及其治理路径。他表示，AI幻觉包括事实性与知识性两类，本质是算法在概率推断中的极端化呈现，具体表现为虚假信息生成、逻辑断裂和事实漂移。通过Deepseek虚假道歉报道、李逵大闹五台山等典型案例，展示了AI幻觉如何在传播中形成二次污染。在治理层面，他提出需构建技术、平台、制度、社会四维协同的治理体系：技术上要加强多模态幻觉识别，平台上要落实监管责任，制度上要完善法律法规，社会层面则需通过用户教育和建立内容清理机制形成防护网。他表示，目前我国信通院“护政计划”等举措已开始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湖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廖声武教授发言

武汉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喻丰教授从道德心理学视角剖析了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伦理困境。他表示，当前心理学领域正面临人文与自然科学取向的深刻裂痕，双方“互相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话”这一学科危机在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尤为凸显。喻丰教授谈到，AIGC等技术浪潮不仅改变个体学习方式，更在重构社会治理与沟通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更需深入探讨其背后的伦理价值取向。他的研究团队近期聚焦于人工智能道德心理学领域，试图从心理学实验与理论出发，解析人机交互中产生的道德认知冲突、责任归属困境等新型社会心理现象。喻丰提出，面对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学界亟须打破学科壁垒，推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深度对话，共同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道德认知框架，为技术创新划定伦理边界，守护人性价值。

武汉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喻丰教授发言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地质大学刘义昆教授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过度想象”提出批判性思考。他以夸克高考志愿填报AI系统为例，谈到技术应用正在引发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但提出不应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他提醒学界要警惕为追求论文发表而夸大AI威胁的倾向，治理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世界。通过对比文字、印刷术等历史技术变革，他提出AI治理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需要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维度进行考量。最后，他引用詹姆斯·凯瑞的传播观谈到，新闻传播学科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既要通过民主讨论遏制技术扩张，又要为构建良好的公共商谈环境贡献力量，这使新闻传播学在AI时代更具核心价值。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地质大学刘义昆教授发言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编辑、湖北产业陈力峰教授谈到，AI时代新闻生产的主体始终是人，而非工具。他表示，完全由AI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新闻作品的核心要素，因其缺乏新闻从业者的原创劳动、价值判断与责任担当，无法承担法律责任与公信力。陈力峰引用业界实践，分析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均将AI定位为需经人类严格审核的辅助工具，而非独立创作者。面对AI技术浪潮，陈力峰提出业界、学界与平台企业三方协同的培养路径：业界需通过组织变革释放全媒体生产力；学界应优化课程设置，平衡理论与技能，培养精通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平台企业则应共建开放生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表示，真正的危险不是AI取代记者，而是记者活成了AI的模样，呼吁坚守新闻的核心价值与人的主体地位，捍卫公众信任与文化传承的社会使命。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编辑、湖北产业陈力峰教授发言

工人日报湖北站站长张翀分享了中央主流媒体在智能时代的转型实践。他介绍了创刊于1949年的《工人日报》作为党中央创办的首份报纸，始终立足“三工”定位，其受众群体构成了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面对传播生态剧变，报社正全力推进全国工会融媒体平台建设，通过构建数字化虚拟平台实现从单向传播向共情互动的转变。张翀坦言，在算法主导的时代，传统媒体遭遇严峻挑战，记者甚至因报道同质化被质疑是否AI写作。为此，报社引入AI查重机制，同时更注重打造具有共情力的内容，让传播真正实现“共享、互动、共情”。

工人日报湖北站站长张翀发言

湖北日报高级记者刘畅系统剖析了当前智能传播领域的乱象与治理路径。他说部分商业平台滥用AI技术已形成“AI污染”，包括大数据杀熟、AI诈骗、虚假小作文、伪造明星形象等系统性乱象对社会治理的造成了严重危害。面对挑战，刘畅主张主流媒体应主动拥抱智能化转型，并分享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线索发现系统、央视多模态采集设备、湖北日报虚拟主持人等成功实践。他认为，传统媒体需在内容生产、把关和分发全流程深化技术应用，同时加强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共同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在AI技术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的当下，主流媒体守住主阵地、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媒体智慧。

2025年9月27日，“智能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在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