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管自己叫“逃兵”。说这话时他笑着，带着几分不好意思。

他的很多同学至今仍在新闻一线，做得很好。而他，从人大新闻系出发，一路走到传播学研究的深处，成为了学生们口中的“新传男神”。但他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关注者和啦啦队”。

但真正见到他，就会发现这种谦逊并非客套。初见刘海龙老师，他正笑着从座位上站起身和陈积银院长握手。他高高瘦瘦的个头，身着一件朴素的墨绿色衬衫，镜片后的目光温和。他说话并不算快，偶尔停顿，像是在等某个念头自己浮上来。

2026年春天，他在武汉体育学院讲“幻”，从《庄子》的梦蝶到今天的元宇宙，但那场讲座之外，我们更想听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一、逃：当浪漫遇见现实

1995年，刘海龙填报高考志愿。那时的他，对新闻专业几乎一无所知。

那一年，《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新闻栏目正火。电视里那些记者，普通话没有那么字正腔圆，形象也不是特别出众，却敢拿着话筒站在镜头前，揭露真相、对抗不公。用刘海龙的话说，那是个“铁肩担道义”的年代。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记者是一份很有吸引力，能满足年轻人想象的理想工作。”他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手随着陈述不断动作着，激动时还会往上扬起，仿佛还在回味当年的那份雀跃。

大三那年，他去传统媒体实习。现实很快换了副面孔。

电视新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只是很小的一环，要把大量精力花在人际关系、流程协调上，真正用在选题和内容上的时间不到一半。哪怕是竭尽全力做的内容，也可能有50％以上由于各种因素而无法播出。“很累，过程很不自由，不是想象中那么浪漫。”提及这段有些辛苦且不符合心中期待的青春往事，他依然是笑着说的，但语气中藏了些许无奈。

他敬佩那些坚持走下去的人，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这条路。“对比下来，做研究自由多了。自己决定做什么、以什么方式呈现、投在哪里，把控能力更强。”

于是，那个曾经想当记者的年轻人，转身叩响了学术的大门。

二、行：因热爱而远行

2000年前后，高校并不算一个“好去处”。收入低、条件差，人大新闻学院只有几间办公室，年轻老师挤在一间屋子里，连固定工位都没有，课还特别多。

但刘海龙并不觉得苦。那时候不用为了发论文、申报课题而天天奔忙，写文章、翻译书全凭兴趣。他觉得自己幸运，赶上了那个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代。

他讲起了一位美国学者。那位学者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在得知做研究还有物质回报时，很惊讶：“啊？他们居然给我钱让我干这个事？”刘海龙老师模仿着那位学者的语气，自己也笑了。“真正的热爱，是哪怕不给你钱、收入没有那么高，你也愿意做。”

他还发现，美国的博士生大多不是为了求职而读博，甚至读完也不好找工作，这些人只是真心想做研究。一些上了年纪很有声望的学者，也会去听年轻老师的讲座，认真提问，非常平等，没有前呼后拥那一套。

“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关系，出于对学术的纯粹热爱。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说。

反观当下，刘海龙有他的忧虑。现在很多人在寻找自我的途中迷失了自己，更愿意追求那些外在的实际价值。学生带着强烈目的性去学习，选课不是为了喜欢，而是看好不好拿学分，对保研加分有没有用。这种功利主义导向，不是个体主动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是对外界环境的被动适应。

他明白这与当下内卷的环境有关。提及一些最终因现实环境等因素没能在热爱的道路上坚持下去的学生，他的眉眼间带着几道化不开的惋惜。“所以当年我们那个环境，虽然穷，但是也有好处，让真正热爱的人留下来了。”

刘海龙曾多次外出访学，他先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待过一整年，其后还在日本电通广告公司、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国台湾地区访学交流。每一次走出去，都让他对“学术”二字有了新的理解。

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他又触碰到了不同的学术肌理。中国香港生活节奏更快，人们各司其职，少有好奇与交集；中国台湾地区则多了份古风君子般的柔情，人与人之间距离更近，大家会约着一起爬山，到处玩一玩。

他感叹，各地文化确实不一样，学术研究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格，但大家的最终目标都是“以学术为业”，其他的都是外在。

这些经历让他不断回望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于是，他带着这些体验和思考回到北京，继续埋头做自己的研究。

三、史：打捞“灰色地带”

《重返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是刘海龙老师很受学生欢迎的一本代表著作，写作这本书的念头，主要源自于上课时的困惑。

讲传播学史时，他发现很多地方逻辑对不上，没有做到严丝合缝。比如这个理论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间出现，又为什么导向了那样的结果。书本上的解释太简单，太“干净”了。

他开始刨根问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追问这些理论的真正来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出，又是为了回答什么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好像永远正确的东西。”说这句话时他的表情很认真。

刚好那段时间是传播学进入中国三十周年。他加入课题组，做访谈、整理资料。这一过程促使他不断自省：他们这一代人该如何做研究，怎样才能做出更好的研究？这段研究经历，让他对“历史思维”有了更深的体悟。

他意识到，历史思维首先是要理解当下。但当下可以是一秒，也可以是百年，它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尺度思考。对当下的思考必然包括对历史的思考：我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在这儿，还能去哪？

同时，一切理论都是在具体语境下产生的。不同语境催生不同理论，每代人的焦虑和问题意识也不一样。“历史意识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哪些研究是有价值的。”

他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做研究，就像本雅明所说的“经验的贫乏”，也就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缺乏应有的历史感。大家跟着网上的热点走，今天一个明星，明天一个热词，正所谓“茶杯里的小风波”。放在历史长河里，很多都毫无意义。

“哪些事情是真正的变化，哪些只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东西，哪些可能根本没有价值。你必须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才能衡量清楚。”

四、幻：从古画到人机

回到那场关于“幻”的讲座。

他从钱学森的“灵境”讲起，讲到《庄子》的梦蝶，再到《列子》的蕉叶覆鹿，接着提到佛教的“一切皆为幻”，还有《红楼梦》的“太虚幻境”。

他举了“黄粱一梦”的例子：书生在梦中经历了一生的荣辱兴衰，醒来后顿悟，明白功名如同过往云烟。幻境不是逃避，而是个体启蒙与成长的重要途经。又讲到“入画”的故事——吴道子画了一幅山水画，画中有个小洞，敲门后门真的开了，里面有童子等候。吴道子走了进去，画随即消失。“通过分享这些故事，希望能引发大家的兴趣，重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不将它们视为‘怪力乱神’。”

我们问他：那“人机之恋”呢？很多人和AI聊天、产生感情，这也是“幻”吗？

刘海龙笑了，露出一副通达的神情。他并不认为人机恋会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补充、一种好奇、一种陪伴，不必夸张化。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其实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跟真人谈恋爱，反而更愿意跟人工智能聊。他认为这是因为现实出了问题，现在的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希望一切围着自己转，不愿太过付出和牺牲，而AI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社会交往本身是被环境和社会的条件塑造的。环境变化了，社会交往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对于人机恋这类新现象，“不必一上来就对它进行道德或价值判断”。

五、细雨润物：在倍速时代慢行

在采访的尾声，我们向他解释团队名称“细雨”取自于杜甫的诗句“润物细无声”，并请教他：在当下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慢慢地去讲故事还有必要吗？

他看了看提问的学生，语气缓下来：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必要性不大，因为效率比较低。有的人一天可以用AI写300篇文章，并获得不错的流量。有的人很认真，30天写一篇文章，却可能只有几百个人看。流量本身会带来很多问题。”

“但作为学生媒体，这又很有价值。你们不追求流量和阅读，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写作、采访，以及和社会接触的能力，是远远大于流量本身的。”

最后，刘海龙老师给细雨团队和当下的年轻人们道出了他的寄语：“大家现在不要太着急，很多事情其实可以慢慢来。朱光潜在他的美学里讲：要慢慢走，要看一看。”

“世界已经卷成这样了，你做再多的事也跟不上。任何事情就像波兰尼讲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反弹。既然左右不了一切，不如把握和控制自己，享受当下，干自己喜欢的事，快乐地生活。”

后记

刘海龙老师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从想当记者的少年，到自称“逃兵”的学者；从研究西方理论，到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从人大校园，到美国、日本，再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台湾省，他一直在走，也一直在问。问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问这个时代真正需要什么，问那些古老的智慧，能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

他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他提供了一种姿态：不急、不躁、不追、不赶，在自己的节奏里，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被他人或社会所要求。

而这，或许比任何答案都重要。

（全文转载自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