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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当AI越来越像人,我们更要回到现场
2026-04-21 08:00  

4月的武汉体育学院,春天已经到来了。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教室外不时传来篮球击地的声音,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间或夹杂着年轻人的呼喊声。这是专属武汉体育学院的现场感。

教室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坐在几位学生中间。他穿着深灰色短袖,戴着眼镜,说话不快,常常先停顿一下,再把一句话慢慢说完整。

这次来到武汉,他参加的是第十一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论坛的主题是“我们能信任人工智能吗?”这是一个足够大的问题,也是在过去几年里不断被抛向公众的问题。大模型、算法推荐、AIGC、短视频平台,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人的生活,也越来越频繁地制造焦虑。

但胡泳谈起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急着给出“能”或“不能”的答案。他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了他这数十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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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在武汉体育学院接受专访 细雨团队/摄

曾经,互联网给了更多人说话的机会

时间往回拨,回到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网络将怎样改变生活。胡泳已经开始关注这个新生事物。1996年,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出版;1997年,他写下《网络为王》。在后来很多人的记忆里,他是中国互联网早期的重要观察者和启蒙者之一。

那时的胡泳,确实相信技术会带来某种新的可能。他在采访中回忆,互联网出现以前,无论是印刷时代,还是电子媒介时代,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处于倾听的位置,能被看见、被听见的机会并不多。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点。“只要有电子设备,只要能上网,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胡泳说,正是这一点让他感到激动,互联网也许会造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表达的变化”。

对胡泳来说,互联网最初迷人的地方,并不只是效率、速度或便利,而是它重新分配了表达的机会。一个普通人可以发声,可以参与公共讨论,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情绪和判断带到更大的空间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很早的时候投入对互联网的研究。1988年,胡泳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在那个年代,英语好的人大多进入外贸、商业等领域,但他后来转向新闻,做过多年的媒体人,也回到校园成为学者。

这条路并不是最顺畅的一条,却让他始终站在技术、媒介和社会变化的交界处。

多年以后,他再回望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不再只谈它最初的光亮。他看到的是一条越来越复杂的轨迹: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电脑到手机,从网页、网站到APP,从内容传播深入到商业交易、本地生活,互联网不再只是一个表达工具,而是重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技术走得太快,人也被裹挟着往前走。

如今,技术开始逼问人的位置

人工智能到来后,胡泳对技术的思考发生了新的转向。

在他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主要是在“互补”人。人不擅长的,交给工具;人做得不够快、不够准的,交给机器。但在这个阶段,人仍然是主导者。

人工智能改变了这种关系。“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说,除了‘互补’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叫‘替代’。”胡泳说。机器不只是来帮助人,它也可能替代人。而这种替代,正在人们眼皮底下发生。

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出现了:如果很多事情机器都能做,什么才是机器难以替代的?

胡泳的答案,不在技术内部,而在人的关系里。

他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在场、互相帮助、亲密关系,谈到照顾、养育和亲身交往。在他看来,这些事情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涉及“能不能被替代”,更关系到人和机器真正不同的地方。

这种理解,并不只是来自书本。

2020年,胡泳的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此后,他有过长期照护亲人的经历。照护不是一个抽象词,它意味着具体而琐碎的日常:喂饭、擦身、洗床单,处理一次次突发状况,也承受一次次无力感。

对一个长期研究互联网和数字社会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把他从宏大的技术叙事中拉回到最具体的人身上。

衰老、疾病、失智、死亡,这些都不是算法可以轻易处理的问题。它们无法被简化为数据,也不能只靠效率解决。病榻前的陪伴、手心的温度、一个眼神里的依赖与不舍,构成了人和人之间最难被替代的部分。

胡泳曾在关于老去的文章中写到,关心老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老去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迟早都要抵达的处境。也正因此,照护不是家庭内部的“小事”,而是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脆弱、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大问题。

当AI不断向前,人反而要重新学习如何面对人的有限性。

在体育学院,他谈起身体。

采访那天,武汉体育学院的声音一直在场。

窗外有奔跑,有球声,有年轻人身体发力时的呼喊。对于一所体育院校来说,这些声音再平常不过。但在胡泳的讲述里,它们恰好成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入口。

细雨团队问他,站在这样一所强调身体训练、临场反应和真实对抗的校园里,体育是否也在提醒我们,有些东西必须依赖身体,必须靠人在现场完成?

胡泳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体育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身体在场。”他说,无论是身体竞技,还是身体锻炼,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活动都要求身体在场。人在运动中感受力量、速度、疼痛、节奏,也在与他人和世界发生真实的碰撞。

这种经验,AI无法替代。

胡泳顺着这个话题谈到汉语。他说,汉语里讲经验和经历,叫“体验”;生活中有了感悟和精神上的想法,叫“体会”。这两个词里都有“体”。

“没有身体就没有体验,没有身体也没有体会。”他说,没有身体的体验和体会,都不是完整的体验和体会。

这句话放在武汉体育学院的现场,显得格外贴切。

在AI可以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甚至模拟对话的时代,身体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被忽视。很多交流转移到屏幕上,很多经验被压缩成信息流,很多判断被算法替我们完成。但体育提醒人们,身体不是落后的东西,而是人理解世界的起点。

人在场,才会有呼吸、犹豫、停顿、疼痛和汗水。人在场,也才会真正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情绪和重量。

这也是胡泳反复强调的东西:在人工智能时代,凡是与身体在场相关的经验,不仅有价值,而且很难被替代。

慢下来,是一种抵抗。

采访接近尾声时,话题回到学生自己身上。

这些来自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年轻人,组成了“细雨团队”。他们想用一种慢下来的方式做人物采访: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一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再用自己的感受写成一篇人物通讯。

在AI可以迅速生成文字的时代,这样的方式似乎显得有些慢,也有些笨。但胡泳认可这种慢。

他向学生推荐了一本书,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卡尼曼提出人的思考有两个系统:一个快,一个慢。胡泳由此谈到自己的观察: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被快速反应、即时刺激和自动化判断所主导。人工智能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速度感。

人人都在焦虑,人人都怕跟不上,人人都被推着往前跑。

“这个时候,系统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慢思考。”胡泳说,如果同学们能够慢下来,认真采访,和人物对话,捕捉那些在快速节奏中很容易被掠过的东西,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也许正是这次采访最重要的落点。从上世纪90年代相信互联网会带来“大面积表达的变化”,到今天追问人工智能时代人还有什么不可替代,胡泳的思考一直围绕着技术,但最终又回到人本身。

技术会继续迭代,媒介会不断变化。可人不能只被技术定义,也不能只在算法安排的节奏里生活。

人需要表达,也需要沉默;需要效率,也需要停顿;需要工具,也需要身体的在场;需要和机器协作,也需要和另一个人面对面坐下来,慢慢说话。

窗外,篮球声还在继续。年轻人的脚步声从教室旁掠过,又很快远去。

胡泳留给这些学生的,并不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标准答案,而是一种面对技术时代的姿态:在数字洪流中慢下来,回到现场,回到身体,回到人与人的关系里,重新寻找那些属于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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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中)与新传细雨团队合照 细雨团队/摄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以下相关文章(链接附下),在此致谢。

https://mp.weixin.qq.com/s/AS4JHc-fPdqVFlBL9wb4pQ

胡泳 | 关心老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https://mp.weixin.qq.com/s/xF2eizCkhDebIhRLLQiBcg

刷短视频不停,是因为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丨专访胡泳

(全文转载自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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